132.李自成进京

132.李自成进京

李自成(公元1606-1645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原名鸿基,米脂(今陕西米脂)人,曾为银川驿卒。崇祯二年(1629年)起义,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高迎祥牺牲后,李自成被推为“闯王”。1643年在襄阳称新顺王。同年进占西安。1644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同年3月19日,攻克北京,崇祯死于煤山(今景山),明朝灭亡。当天下午李自成头戴白毡笠,身穿蓝布箭衣,骑乌龙驹,由德胜门进入北京城,入居紫禁城。在武英殿召见父老,询问民间疾苦,严惩明朝贪官污吏。大顺军进城之初京城秩序尚好,店铺营业如常。从27日起,大顺军开始拷掠明官,勒令退赃缴饷。军将骄奢,士兵抢掠,城中气氛凝重。不久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迎清兵入关。四月山海关之战,李自成亲率大军出战,败于多尔衮率领的清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的合兵。29日李自成在北京称帝,次日退出北京,大顺政权失败。

高迎祥牺牲后,李自成在部众的拥戴下做了闯王。从公元1636年到公元1638年间,起义军领袖中有的投降,有的迫于形势被招抚,闯王李自成队伍中也有投降朝廷的人。闯王接连苦战,损失惨重,尤其陕西潼关一战,队伍被打散,仅仅剩下数十骑人马隐避在商雒山中。闯王利用这隐伏休整的机会,白天骑射、晚间读书,总结失败的教训,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这对他后来的军事行动起了很大作用。

明末时分,天下风云突变,“闯王”李自成成为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攻入北京城将崇祯皇帝逼死,建立大顺政权。而这支几乎都是穷苦出生的“闯王”大军,进入繁华的皇都究竟干了些什么事,又是如何对待明朝的众多官员的呢?

【毛泽东最关注的古人是谁?除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毛泽东最关注的古人就是李自成。毛泽东为什么格外关注李自成?参观西柏坡,发现1949年的毛泽东最深刻地意识到李自成的局限性。当然,他自己后来也是有局限性的,不知他自己是否意识到?毛泽东在西柏坡指挥打赢了三大战役,胜券在握,准备进入和平解放了的北平。出发之前特意做了一个重要的讲话,大意为“我们不能学李自成”以及“要防止糖衣炮弹”之类的话。“进城之前,毛泽东特意号召全党看一看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本书讲的是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如何骄傲又如何失败的。”在其眼中:闯王进京后的失败,堪称“反面教材”。当代的革命者必须避免重蹈覆辙。毛泽东进入北京城时,比李自成要虔诚多了、谦虚多了。他说:“我们是来赶考的。”他在庆祝攻克国民党老巢南京的胜利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他在思想上真的超越了李自成吗?大家可以讨论。】

李自成进北京后都犯了哪些错?攘外必先安内,这招放到明末不好用,不清楚的读者可以和历史风云小编一起看下去。三月二十日午时,李自成以柳木棺将崇祯厚葬于东华门外粥蓬,整个北京城竟无一人哭丧。葬礼结束,颁布吏政告示:前明官员二十一日至午门听候大顺新朝选用。当日,前明官员齐聚午门争相投靠大顺新朝者竟达数千人,甚至崇祯的岳父周奎居然将自己的外孙,也就是崇祯的2个儿子定王,永王献于大顺新朝。

公元1639年,河南灾荒严重,饥民遍野,但朝廷仍旧催索钱粮,引起百姓流离怨愤。闯王就从商雒东出河南,振臂一呼,饥民蜂起响应,很快由几十人发展成拥有几万人的队伍。他攻城掠地,开仓济贫,铲除地主恶霸,针对当时土地不均、粮差苛重的情况,明确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人们像潮水般地涌进了起义军的队伍,各地都在唱着:“盼星星,盼月亮,盼着闯王出主张。”“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到处都盼望闯王的队伍早些到来。由于有着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闯王的队伍在几十天内,就增加了几十万人马。闯王起义军以新的姿态转战河南各地,他严肃部队纪律,不抢掠、不杀民,不占住民房,与商人公平交易,部队所经过的地方秋毫无犯,因而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信任。明军的士卒也常常在阵前倒戈,大批地参加起义军。加上闯王指挥有方,战略战术运用得当,很快在河南取得了“五覆官军”的辉煌胜利。起义军攻破洛阳,杀了福王朱常询,震动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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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怎样看待李自成?

二十三日上午,之前的数千明朝旧臣穿着青衣囚服齐聚皇极殿前丹陛受降,下午大顺新朝出榜:前明官员只录用五品以下93人。至此,历史把机会首先给了李自成。可问题是这位草莽出生的人物能不能把握历史的机遇呢?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想要把握历史的机遇就更需要提前应对好一切可能发生的状况。可惜各种基础薄弱的大顺军根本无法应对可能发生的状况,因为大顺军进了北京城以后继续了原来的追赃制度。

公元1643年,闯王挥军南下,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几乎全部占领了湖北北部各县。于是他设官建制,被部下拥戴为新顺王。为了彻底推翻明朝的统治,在襄阳召开了会议,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进军关中,消灭当时唯一有实力的明军孙传庭的部队,东渡黄河,经山西直捣北京。这年八月,闯王和孙传庭两军在豫西的郏县和汝州,进行了两次激烈的大战,孙传庭的数十万大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闯王乘胜前进,十月攻破潼关,杀了孙传庭,进占西安,很快肃清了陕西、甘肃一带的敌对势力。

事实上,闯王李自成虽然自幼目不识丁,却也知道得了天下要安抚人心的道理。在他进入京城后第一时间明确提出大军不得劫掠财物骚扰百姓,对于愿意投靠的明朝官员,李自成也愿意优待。然而,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毕竟不是纪律严明的正规军,他手下的将军、士兵一路跟着李自成攻城略地抢了多少富豪大户,而眼见攻下如此富庶之地却不让动手,纷纷心痒难止。

有一折戏就叫《闯王进京》。闯王是名副其实闯进来。据史料记载他是带着兵马从八达岭长城豁口打过来的,呈泰山压顶之势。城北沙河或顺义一带某十字路口树立着李自成扬鞭跃马的青铜塑像,作为今人的纪念。闯王进京,是为了坐江山的,或者说,为了做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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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闯王以西安为西京,建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二月,大军飞渡龙门,直指太原,明军望风投诚,人民夹道欢迎。闯王兵分两路,一路由骁将刘方亮率领出故关,切断敌人南逃的退路;一路由他亲自率领,克忻州,破宁武,陷大同、宣府,直取北京。农民军进军神速,三月十六就包围了北京城。为了不使百姓遭受战争的祸害,闯王派人射书城内,劝崇祯帝投降。遭到拒绝后,闯王命令各军第二天对北京发起攻击,歼灭了明军卫戍北京的“三大营”,缴获了大量辎重和巨炮,为夺取京城准备了武器。

1949年毛泽东离开河北西柏坡,准备进入和平解放了的北平,在动身之前,特意做了一个重要的讲话,大意为“我们不能学李自成”以及“要防止糖衣炮弹”等,可谓高瞻远瞩,语重心长。

大顺军在进入北京城以前李自成曾经亲自下令,要求大顺军对民众必须秋毫无犯,所以刚进城时也的确曾经保持着严格的军纪,可是在2个多月的时间内从西安一路打到北京城,而大西北的根据地又没有粮草积蓄,大顺军虽然一路打着“不纳粮”的口号一路攻城略地,但是毕竟没有粮草来源,仅仅只是靠打到哪里就把当地的官僚地主抢劫一空来维持军饷,所以并没有建立起正常的赋税制度,而军队到了北京城以后也没有正常的供应渠道来维持军饷。所以尽管有“抢夺民财者处死”的军令,然而军队因为军饷问题的哗变并非李自成自己所能控制。所以攻占北京城后的数日,就开始了以各种“追赃”为名的对官僚地主的抢夺来维持军饷,这样一来不仅原本不纳粮的政策成了空头口号,到了二十四日“追赃”的矛头干脆对准了让崇祯最恨之入骨的一群人:皆可杀的文官集团。

三月十八,李自成发布了强攻北京城的命令,起义军从三面环攻,在彰义门、德胜门等处,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城郊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填塞壕沟,帮助起义军攻城。这天傍晚,起义军攻克彰义门,接着进攻内城各门。北京城人声鼎沸,喊杀连天,火炮的闪动和晃动的火把,照亮了北京城的夜空。北京城里的达官贵人惊恐万状,天将黎明,崇祯帝朱由检吊死万岁山,明朝灭亡。

毛泽东带领解放军进入北平,新中国就成立了。历史掀开全新的篇章。黄震将军为西柏坡题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其实早在二月初的时候李自成就发出过一篇征讨明王朝檄文:里面明确的表示崇祯皇帝并不是一个昏君,而是被孤立和蒙蔽,反倒是明朝的臣子们,特别是文官集团几乎全是贪官污吏,平日里只会结党营私,将底层的农民本该有的土地都被他们兼并一空。所以既然文官集团的财产都是不义之财,打着不纳粮口号的农民军自然有理由要求他们吐出来分给农民。所以前明的各级别官员被规定了必须上缴的银两数目,如果交可以获释,如果不交就立刻被施以夹刑。比如说以内阁官员魏藻得为首的数十人因为缴纳不出银两被处死。后来还抓了吴襄,虽然吴襄交出“赃款”五千两白银而获释,但也为大顺的覆灭埋下了隐患:吴襄派出家将傅海山潜出北京城去往了山海关将发生在北京城中的情况报告给了吴三桂。

三月十九清晨,阳光照射着古老的北京城,市民们张灯结彩,焚香设案,在门上贴起“永昌元年顺天王万岁”的红签,并且走出家门、坊巷,整齐地站在大街的两旁,迎候李闯王。中午时分,闯王李自成进入北京城。闯王进京,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一连串重大变化,导致明朝的灭亡,清朝统治开始。

毛泽东是乘火车北上的,第一夜好像就住在香山脚下的颐和园。后来住进中南海。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李自成来说,这个时候关内动荡的局势尚未稳定,关外的满清又对山海关虎视眈眈,控制山海关对新生的大顺政权来说是至关重要得一步。但是李自成居然在攻下北京城以后的二十九日,才听取了降臣张若麒的意见,然后向关辽军发出了4万两白银作为招安之意。并派遣降将唐通与最新投靠的降臣张若麒、左懋泰,一起前往山海关试图招降此时在山海关的关辽军。事实上这时的关辽军断军饷已经14个月了。能够送上这么贵重的一份厚礼,李自成自己对招降之意是充满着期待的。而招降使团带来的不仅仅是4万两白银,与刚被封为平西伯的吴三桂有私交的唐通还带了封吴襄写给吴三桂的劝降信。

毛泽东进入北京城时,比李自成要虔诚多了、谦虚多了。他说:“我们是来赶考的。”正因为如此,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但是到了四月十一日,作为关辽方谈判使者的黎玉田表示愿意投降李自成,还带来了2个非常重要的情报:1.
清军有南下的迹象。2.
蓟辽总督王永吉正在联络史可法,并且准备自己也南下催其率军北上。而如果南方的援军先一步赶到北京城附近,辽东军就会一起南北夹击。

作为先驱者的李自成,考试不及格,早就被淘汰了。

当晚,李自成召集了所有大顺文武官员彻夜商议。虽然有众多官员意见不一,但是李自成本人当场就决定要发兵山海关,李自成这么做其实也是因为此时大顺军主力都在北京,有可能陷入明清联军的合围。事实上此时的东西南三个方向的确都不安稳。1.西面:大顺军此时兵力已经分散,没有多余的兵力再沿长城布放,以防止清军南下。根据之前清军五次南下的路线来看,清军完全可以再走绕道北京以西的路线。而大顺军的根基其实不是在北京而是在西安,这样一来,如果清军南下就会切断大顺军连接北京与西安的联系,清军甚至有可能直捣西安。2.东面:关辽军此时未降,虽然此时仅凭关辽军的兵力不一定敢单独发兵攻打北京城,但是如果清军南下之后,完全可以与清军一东一西的夹击北京城。3.南面:如果北京城陷入了东西两个方向的夹击,那么此时南明各路正在观望的勤王军队,就会趁机北上,从而包围北京城。

根据毛泽东的说法:李闯王是被糖衣炮弹打倒的。糖衣炮弹到底什么样子?我很好奇。不会跟北京的糖葫芦似的吧?它的命中率为何这样高呢?以至见惯了枪林弹雨的共产党人都呼吁对此保持警惕。

所以,此时的北京城其实已经陷入了隐性的包围,黎玉田的到来,使李自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不管是招抚还是用武力,总之一定要消灭关辽军这支明王朝在北中国的最后一支军队。而且刻不容缓,不然如果北京城真的被包围,到时候大顺军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将会功亏一篑。而之所以把突破口选择在了山海关,是因为只要拿下山海关,大顺军就可以把势力扩张到辽西走廊,那么清军的南下就不会这么容易,清军的南下受阻,南明的北上,也就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威胁。

看来糖衣炮弹虽像糖葫芦一样可口,却是剧毒的。李自成中了“暗器”,翻身落马。

十三日,原本预订在太极殿的登基仪式被取消。凌晨时分,李自成亲率刘宗敏、李过等骁将,统领中后营精兵6万为前军,唐通、白广恩、姜瓖、左光先等人率领4万前明军为中军,军师宋献策、谷英、刘希尧率领前左营3万以及后续从北京城附近各处调集的军队2万为后军,在东、西长安大街等待出发。日出时分,李自成在一顶黄盖簇拥下,仍然身穿蓝布箭衣,由大内经承天门前御道,南出正阳门。15万大军浩浩荡荡整队东去。也就是,李自成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希望用大军压境的方法从而达到兵不刃血的让关辽军投降。他并没有做好与清军决战的准备。

其实,从来不曾有军火商制造过这样的“秘密武器”。所谓的糖衣炮弹,本身并无杀伤力,是由我们内心的欲望所引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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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造反派”的身份攻克帝都,并且还逼死了皇帝——这就是李自成。他不仅做了梁山好汉宋江所不敢做的梦,而且他那种“擒贼要擒王”的勇气与魄力,恐怕连后来的洪秀全也要自叹弗如。难怪当时有迂腐的儒生感叹:“这人为千古历来流寇所未有。他的猖獗,除是唐末五代之间黄巢一个人可以比得他住,余外就没有与他比的了。”

明崇祯十七年二月,揭竿而起的李闯王自西安发兵,经过山西大同,直逼居庸关。目标很明确:“今大兵既兴,志在与朱明共争天下,若破北京,则国皆为我有关。”过关斩将之后,于三月十六日围困了笈笈可危的北京城。三月十八日傍晚攻克广宁门,导致山穷水尽的崇祯皇帝吊死在一棵树上——他自尽前还在推卸责任:“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第二天早晨,李自成率领大部队通过大明门,像梦游一样进入紫禁城。据说头戴白色毡笠、身穿蓝布箭衣、骑着乌龙马的李闯王,张弓搭箭,轻而易举地射中了城楼上的门匾——以这礼仪性的动作来象征一个农民对一个王朝的致命一击!这一箭戳穿了泱泱大朝的脊梁骨,以及那曾经不可一世的神话。

闯王进京,可以说一开始就坐在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上面画栋雕梁、灯红酒绿,再加上衣香鬓影呀什么的,闯王立马就晕了。于是改元大顺,充分体验当皇帝的滋味。至于他手下没见过世面的子弟兵,自恃立下汗马功劳,更是醉卧长安、乐不思蜀。

闯王住进了梦寐以求的紫禁城,首先想到的是好好犒劳自己。凡是皇帝享受过的,都要一一尝试。虽然把数万名太监全部驱逐出宫,却将三千粉黛留作己用。恨不能融化在这温柔富贵乡里。夜夜狂欢,甚至连续数日不曾出宫视朝。他登基后唯一的政绩,就是“追赃助饷”,处决了一大批前朝的贪官污吏,将其私产罚没充公,然后论功行赏,散发给将士们作工资,皆大欢喜。说白了,他只是在模仿梁山好汉的江湖作风,并未进步到哪里。开国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抓革命、促生产”,而只想到搜刮银饷,确实有负众望。

李自成想当皇帝是肯定的,想搜罗点粮铜也是可以理解的,错只错在他还想到了衣锦还乡,荣宗耀祖,并且让街坊四邻羡慕。这一点是有史料可查的。李自成认为“十个燕京也比不上一个西安”,可见他并不情愿在北京安家落户北京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中途遇见的最大的一座客栈、饮马、歇脚、饱餐一顿之后,还是要打道回府。当然,最好是把此地的宝贝全搬运回去。所以他特设“比饷镇抚司”,向明王朝的皇亲国戚、遗老遗少们追索赃银助饷,共获白银七千余万两,仅此就让他喜上眉梢了。如此地易于满足,这样的胸襟,确实显得有点小了。

李自成把几万名太监哄出紫禁城,就感到天空地广,可以高枕无忧了,却一点没把山海关外的边患当回事。他未慎重对待远处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态势。

李自成仅在北京城里做了四十二天皇帝。

毛泽东能够正视李自成的缺陷。当然,他也有自己的缺陷。

他进入北平后,接到解放军攻占国民党老巢南京的捷报,特意赋诗:“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而李自成缺乏的,恰恰是这种一鼓作气、扩大战果的雄心。说到底,他不过是楚霸王的翻版。所以他的失败,亦是情理之中的。

如果不能吸取这前车之鉴,就无法超越李自成,以及他身上的局限性。

1949年春,毛泽东进入和平解放了的北平,一开始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在此期间,华北军区负责给失修多年的中南海打扫卫生,整整花费两个月,动用了一支庞大的卡车队,运送太液池里挖出的淤泥。中南海就像布满云翳的眼球,做了一番“白内障手术”,终于恢复了明亮。

据孙宝义、张同锡编着的《毛泽东的祖国山河情》一书讲述,叶剑英建议党中央进驻中南海,毛泽东不愿意:“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是原则问题。”

他忌讳皇帝住过的地方。“进城之前,毛泽东特意号召全党看一看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本书讲的是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如何骄傲又如何失败的。”

后经周恩来的劝说,毛泽东才同意搬进中南海——“主要是从安全考虑的,四周的红砖高墙是很好的安全屏障”。

太庙改换门庭,成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天安门东侧,同样开凿出一道大门。门牌上“劳动人民文化宫”这七个字,是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题写的,龙飞凤舞。据说这一设想,也是布衣出身的毛泽东的点子。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了,自然有权利将皇帝的家庙改造为自己的乐园。这真正是一种翻身的感觉。我觉得文化宫的“宫”字用得很好。在旧时代,它是皇帝专用的一个名词。凭什么只能他一个人用?不管故宫抑或太庙,都已非一个人的天下。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毛泽东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1920年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张中行老人回忆二十年代后半期在通县念师范,曾来北京:“走的是林黛玉进京那条路,入朝阳门一直往西。更前行,我是穿过东四牌楼的猪市大街,进翠花胡同。”人的记忆力真怪——他居然能清晰地记得大半个世纪前初次进京的印象,并且联想到这也是林黛玉投奔大观园的路线,过于清醒的人是无法做红楼梦的。所以我们不必探讨林黛玉是否确有其人,只管相信曹雪芹书里记载的都是真的:“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国府打发了轿子并拉行李的车辆久候了……自上了轿,进入城中,从纱窗向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华,人烟多阜盛,自与别处不同。”小城市人初见大都会的心情基本是相同的,那时候南方人北上,大多走京杭大运河的水路,通县是终点站,再换乘车马进城。黛玉进京是投靠亲戚的。江南的小姐后来病死在京城。

比黛玉进京更有名的李闯王。有一折戏就叫《闯王进京》。他是名副其实闯进来。据史料记载他是带着兵马从八达岭长城豁口打过来的《呈泰山压顶之势)。城北沙河或顺义一带某十字路口树立着李自成扬鞭跃马的青副塑像,作为今人的纪念。闯王进京,是为了坐江山的,或者说,为了做皇帝。

1949年毛泽东离开河北西柏坡,准备进入和平解放了的北平,在动身之前,特意做了一个重要的讲话,大意为“我们不能学李自成”以及“要防止糖衣炮弹”等,可谓高瞻远瞩,语重心长。毛泽东带领解放军进入北平,新中国就成立了。历史掀开全新的篇章。黄震将军为西柏坡题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毛泽东是乘火车北上的,第一夜好像就住在香山脚下的颐和园。后来住进中南海。

古人进京,搭乘车马或舟船,交通很不便利,路途上要花不少时间,风雨兼程——书生进京为了考状元,商贾进京为了做生意,官僚进京为了汇报工作或升级。幸好人类发明了火车。火车自本世纪初在中国运行,顿时使其它交通工具黯然失色。我估计鲁迅、周作人等文人进京,都遵循的是铁道线,他们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相同的——那就是市声尘嚣的火车站。湘西来的沈从文在北平站下火车时,视野一片茫然。但还是很有勇气地说了一句:“我是来征服你的!”这是一个年轻文人对一座古老城市大胆的致意。一下火车,他就永远地告别了青春记忆中的边城。浙江某银行家的儿子徐志摩,念的是北京大学,他也是在北京遇见了上流社会的贵妇人陆小曼。他是少数能乘坐飞机往返于南北的文人之一——1931年,三十五岁的天才诗人徐志摩从上海飞往北京,飞机在大雾中坠毁在山东某座山上。他是一个死在途中的情人,死在路上的诗人。

鲁迅是变卖了绍兴的旧宅举家进京的,颇有点破釜沉舟的感觉。周氏兄弟在八道湾购置了一座北方风格的四合院——这就是周作人的苦茶庵以及今天的鲁迅故居。我联想到野草里的文笔:“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故都寂寞的秋天哟。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进京的路线,每一个进京者都对这座城市有着不同的体会。一言难尽。我是坐京广线火车的硬座进京的,口袋里只装了外省大学给的几百元毕业分配派遣费,托运的行李极简单:一副旧铺盖卷和两箱书。我是作为带方口音的穷学生进入这座富丽辉煌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国际大都市的。一位我早在中学课本里即读过其作品的老诗人安慰我:“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只揣了一块家传的袁大头银元就冒冒失失地闯京城了。”进京是光荣的,但内心又是腼腆且羞怯的。让我也在一块硕果仅存的银元上构筑起个人的天堂吧。那枚想名象中的银元被我勤劳且汗湿的手掌揣磨得光亮可鉴——哦,我精神领空不落的月亮!记得我走出北京站的第一件事就是转乘公共汽车去看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在向单位报到之前,我要首先向梦见过无数遍的天安门报到:我来了。天安门会记住我的。记住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朴素的书生。我的满怀豪情,我的两袖清风。

浪浪艺术家、大学生、新兵、公司驻派办事员、建筑工程队、外地保姆及打工仔、个体户……当然,也包括快要从这座星球上绝迹了的浪漫主义的行吟诗人。多少人体验过进京的感觉。进京的感觉不是抵达的感觉——恰恰相反,它是出发的感觉。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然而为什么不写写他们呢,写写外省人在北京?我经常这样质问自己。

我不正是他们中的一员吗?或者换句话说:我为什么不写写自己呢:我的身上就有他们的影子。作家们读者们总对出国热津津乐道,为什么不愿意把焦距调近点,关注一下这国门之内的移民潮呢——随着社会的加速发达,省际之间人口流动、人才交流愈趋频繁与密切。尤其是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以及取消粮油票证关系之后,户口本显得没那么重要了——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据。人才、人力开始学会在流动中寻找发展自己、兑现个人价值的机会。所以我偏颇地认为:这是一种在国土上涌动的新移民主义——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动地服从组织分配、领导安排,而是充满主观能动精神的有意识有调节、自我调遣。人在异乡的命题与感觉——不仅仅在生活中,也应该在文学中扩张着自己的疆域。而其中最博大、最强劲有力、最引人注目的一条支流,莫过于外省人在北京。进京这一概念,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历史中甚至堪称一种传统。

带着一台电脑来京卖文为生的湖北作家古清生是我的朋友,我们在交谈时一致认为:“文人进京自洛阳、开封及长安立都时便成为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而北京在元、明、清进京文人更是数朝风流。本世纪的大文人如鲁迅、何其芳、郁达夫等等,无不自外地进京始名扬天下。”但外省人这个概念则出现在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中,巴尔扎克等作家描绘那些蜂拥而至的外省人聚集巴黎,使巴黎成为欧州大陆兴盛一时的文化大都市的历史画卷。今日北京也处于这样一个盛世,自外省涌入北京的各色人等多达300万之巨,尤以这个群体中的文化人引人注目。作为他们中的一个,作为一个半路进京的行吟诗人,我有表达这一社会现象、文化现象以及这特殊的群体心态与命运的使命。我要歌唱在北京的外省人,一代又一代的外省人——这同样也等天在歌唱这座伟大城市的魅力。外省人给北京补充了新鲜血液——同样,也是因为北京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外省人。

我在笔记簿里曾经写过:“不知道为什么,我越来越习惯以游牧民族后裔的身分,来观察北京。虽然并不具备草原的血统,这座城市却总能带给我突如其来的豪迈与激情……”由于根不在这里,可能每个远道而来的外省人都要体验一段类似于游牧的心情。这就是我所说的游牧北京。既是一个艰难的阶段,又是一个幸福的过程。许多初来北京的外省人,没有亲友,没有靠山,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没有钱,甚至没有户口,没有稳定感与保障感,有时候还没有越码的信心,他们确实是这座城市里的游牧者,一无所有的游牧者。但总有一天,命运会向他们证实。他们有智慧,有力量,有勇气——这是他们精神上的马匹。他们还有一双勤劳的手,身外之物朝来暮去,但有了这双手,什么都不缺呀。所以,他们又是精神富翁,是这座城市里很富有的游牧者。

我就是这样游牧北京的。我不是游客,而是牧人。我就是这样在游牧中,越来越理解、越来越热爱北京的……